当诚信经营的小微企业主遇上阶段性还款难题，银行只能“一诉了之”吗？浦发银行选择坐下来、听进去、想办法。
诉讼是传统金融纠纷处置中的一种重要方式，对维护金融秩序和债权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但具体到遇困群众和小微经营主体，却可能意味着账户冻结、征信受损、经营中断，多年辛苦付诸流水。
如何破解“刚性清收”与“柔性纾困”之间的两难困境？针对零售信贷客户，浦发银行将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与金融纠纷处置相融合，创新构建“催收协商—银行和解—第三方调解—司法调解”四级闭环的和解与调诉结合纠纷化解机制，在金融债权安全与民生保障、市场经营间寻求平衡。
浦发银行党委委员、副行长崔炳文表示，调诉结合机制的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摒弃“一诉了之”的刚性处置思维，聚焦“失能不失信”的遇困群众和小微经营主体，通过个性化纾困等有温度的举措，帮助企业主渡过难关，不仅守住了金融债权安全底线，更守护了民生福祉和实体经济根基，实现了金融风险防控与社会治理效能的双提升。
“四道闸门”化解风险于未然
近年来，零售信贷业务成为服务民生、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载体，但受宏观经济波动、产业结构调整等影响，这一领域的金融纠纷频频发生。在大部分银行仍主要着眼于诉讼阶段调解化险时，浦发银行将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深度融入金融纠纷化解实践，构建起体系化的“四道闸门”——催收协商、银行和解、第三方调解、司法调解，通过层层过滤，实现小事不出行、风险不外溢、矛盾不升级，从源头阻断风险传导，有效减轻司法资源压力，也助力缓和社会矛盾。
崔炳文介绍称，这套机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金融纠纷化解端口前移至银行催收阶段，对金融纠纷的分层分类、梯次化解，同时联动人民法院、金融纠纷调解组织、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，构建由金融机构牵头，专业组织提供支撑、司法机关保障实施的全链条风险化解共同体。
从落地成效来看，该机制已累计服务客户约1.2万名，全行通过一二级处置（催收协商、银行和解）方式实现纠纷化解的比例约为90%。此外，浦发银行与各级人民法院、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等均已建立起常态化的诉调对接机制：总行与上海金融法院签署《概括性同意诉前调解确认书》；各分行与属地法院、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等共同建设驻行调解工作站达23个，更有多名行内员工获得调解员资质认证。
从刚性清收到柔性纾困，转变的不只是手段，更是金融看待风险的温度。浦发银行调诉结合机制的实践，既是落实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纠纷“能调尽调、可调尽调”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，也是对最高人民法院“债权清收应坚持银行自行催收为主，恶意逃废债司法诉讼断后”建议的积极响应。
“失能不失信”守住安全边界
从“一诉了之”到“能调尽调、可调尽调”，浦发银行四级闭环的调诉体系以“繁简分流、轻重分离”为原则，将简单案件在催收阶段快速化解，复杂案件由行内和解专业力量攻坚突破，需要专业公信力时引入第三方调解组织，最后以司法调解兜底保障。
在具体适用范围上，“失能”与“不失信”的双重认定标准守住了金融秩序安全的边界，通过客观事实与主观意愿的相互印证，确保风险化解政策能够精准滴灌、不偏不倚。
“失能”聚焦于客户还款能力呈现客观困难状态，如因重大疾病、失业或经营不善等原因，或自然灾害影响导致其暂时失去还款能力，并需提供客观材料进行佐证；“不失信”则侧重于客户具备主观还款意愿，主要结合与客户持续沟通情况、提供困境说明及证明材料的配合程度等进行综合判断，同时需排除恶意失联、拒绝协商等逃废债务情形。
既要坚守信贷风险防控底线，又要真正实现让客户活下去、活得稳、走得远的纾困目标，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实践为机制添上了生动的注脚。
该行一位个人经营性贷款客户，原从事贸易行业，受市场环境影响业务受挫后，转型投身国家重点扶持的农业绿植种植产业。然而，农业生产周期长、回款节奏慢，与原贷款周期错配，导致阶段性还款困难。
经核实，该客户具备强烈的还款意愿，且其绿植项目具有长期发展潜力，完全符合“失能不失信”标准。广州分行第一时间启动调诉结合机制，通过灵活调整还款安排，帮助客户改善经营。截至目前，该客户已实现正常还款，同时，其所经营的绿植种植项目也步入良性发展轨道。
金融不只有规则约束，更有为民守护的滚烫初心。崔炳文表示，后续，浦发银行将以调诉结合机制为抓手，持续深化金融领域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实践，推动金融矛盾处置从“事后化解”向“源头预防”转变，以久久为功的韧劲筑牢金融安全与民生保障双重防线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、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浦发力量。（李若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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